五四与现代中国的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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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0年前的五四运动，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高举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大旗，点燃了民族进步的火炬。90年后的今天，一群青年才俊发起成立了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他们以“守不移之志，治经世之学，开风气之先，成可大之功”为社训，努力肩负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本报今刊发学社日前举办的“我与五四：研究记忆传承”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文化自觉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20周年。提起这一巧合，是因为与世界范围出现的对“启蒙运动”和启蒙价值的反思潮流相呼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出现了批评。其基本论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造成了传统的断裂，并且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这种批评少说也有30年了，最初是来自现代新儒学，随后其范围慢慢扩大，有些曾经主张新启蒙的学者也加入了“启蒙反思”的队伍。我认为这种批评有其合理之处，它构成了正确理解现代中国，因而可能更全面地理解自我和现代性的必要环节。但是所谓“五四反思”的发展也出现了若干负面的现象，流风所披，很多青年以及媒体越来越被某种偏见所左右。今天对新文化运动应有更全面的估价，兹事体大，未能详论，这里只就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讲四个问题。
一、后经学时代的创造精神
要了解新文化运动、判定它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时代要有准确的认识。对历史的了解，“通古今之变”，往往需要在较长的时段内来看，才可能看到历史的复杂性。
这个时代从文化上说，可称之为“后经学时代”。
“后经学时代”有其特有的文化挑战和困境。最大的困境是原先以经学为代表的价值系统开始失效。因此，“后经学时代”最大的任务就是价值转换和重构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是中国进入“后经学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哲学更多地注意到知识的首要来源是经验，而不是经典。思想的自由、精神的创造开始有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无法想象中国人如何那么如饥似渴地学习外来哲学，20世纪30年代体系性哲学的创造也恐怕难以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中国哲学之所以有一个创造的高峰，首先是因为“五四”把“创造”高高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后经学时代”当然有其固有的困境。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矛盾，是这个时代的困境。但是正因为此，又会持续地提供文化创造的强烈期待和社会需求，而且也只有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实践，才能引导我们走出困境。
二、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意识
反思五四时，“文化自觉”的说法很流行，它通常是指中国人在全球化和西方强势文化的背景下，要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它们是现代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根本。这诚然是“五四反思”的成果之一，但是这只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的一部分，而文化自觉是以传统文化的自我反省为前提。没有理性的反省，很难有健康的自觉。我认为，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意识在新文化运动中获得了突出表现，或者说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文化的自我反省意识达到了空前高度。
其实，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意识曾经有过一个解放的时期，并达到过相当高度，那就是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原因就在于，王夫之对以前的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反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新的综合性的创造。因此可以说，早期启蒙运动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文化的自觉反省。但这种反省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反省截然不同，因为新文化运动有了和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作为参照，这一时期思想家们的知识来源远比明清之际更多元，知识的多元碰撞也使得思想更加自由，使我们逐渐摆脱偏见。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摆脱的最大偏见就是以为古代传统是天经地义的。当时人们赞成“重新评定一切价值”，这切中了后经学时代的困境,因为“天命”既落，诸说蜂起，我们需要对它们做理性的评判。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理性精神，它所持有的价值转换以及对传统做批评性检视的态度，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达到真正的而不是虚骄的文化自觉的前提。当文化保守主义呈现出非常激进的甚至昂奋的状态之时，坚持对我们的古老传统持一种辩证的态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自觉之所必需。
三、现代哲学多元融合的格局
近代以来，比起在经济和政治上变革的自觉，中国人在哲学上的创造是比较晚起的。大概到19世纪末，才通过一些留学生翻译了一些西方的哲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戊戌时期中国思想家普遍接受了进化论，它超越了各个派别。只有到了五四以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哲学呈现出多元的格局。思想的解放直接导致了哲学上的多样化，而多样化对哲学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五四时期的哲学多样化大致呈现出一个三角格局，它和文化上的三角格局是对应的。
所谓文化“三角”大致表现为：第一，文化激进主义，主张激烈的变革，对社会做通盘性的改革，强调传统的断裂。第二，文化自由主义。强调既要有进步，又要有连续性；既要有自由，又要有秩序。它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同文化激进主义是联盟的关系。可以说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极的中道。第三，文化保守主义，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他们强调返本开新，重视从传统出发，强调连续性。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化上的“三国演义”不断改变着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地图。与文化上的三角关系相关，在哲学上也有三个不同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以及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
现代哲学的繁荣，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反省的自觉，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文化问题。从各种不同态度出发的不同哲学派别的争论，就有可能构成一个从意见到真理的过程。这三个派别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脉络，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三个派别共享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创造精神、理性精神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客观上，他们既互相争论，又共同实现着
因此，我们今天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要对历史做出真正的辩证的综合的话，就一定要有文化的自觉，这种自觉既包括对传统的连续性的尊敬，也包括对非连续性的肯定。文化的发展一定既有连续性，又有非连续性，否则就只是重复，而不是创造。（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文化创造的都市空间
大凡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论述者一般都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到诸如“民主”、“科学”等观念、口号上，或者关注
从现象上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五四前后的确聚集了很多年轻的文化人，1919年前后进入商务的文化人像章锡琛、胡愈之、沈雁冰、蒋梦麟、谢六逸、杨贤江、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王伯祥、杨端六、朱经农、竺可桢、唐钺、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范寿康、段育华、叶圣陶、向达、胡寄尘、何炳松、傅东华等，加之特聘馆外编辑，像陈独秀、胡明复、胡刚复、秉志等等，他们彼此之间，立场、观点有差异，但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基本都是持赞同态度。这样一群文化人聚集在商务印书馆周围，从阵容看，不可谓不强大。就连胡适当时在日记里也不得不感叹：“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从商务印书馆五四前后的出版物看，我们会发现，它紧随新文化潮流，不断调整出版规划，支持新文化运动，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主编《东方杂志》的杜亚泉，与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之间发生论战，商务印书馆为表示自己支持新文化的立场，撤换了杜亚泉的主编职务，改由留学日本的陶保霖接替。另外，像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罗家伦、瞿秋白、周建人等新文化人士，都得到过商务印书馆各种方式的支持。商务印书馆尽管在文化态度上赞同和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却与当时北京的新文化人士有所不同。从《新青年》群体的活动方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集体作战、同仇敌忾的论战强势。像《新青年》对林纾等人的批驳，基本上都是采取集团式的“扎硬寨，打死仗”方式。但在当时的上海，似乎见不到这样的论战场面。被很多文学史家所记录的1920年代新文学人士与沪上鸳鸯蝴蝶派之间爆发的论战，对峙不到几天，郑振铎便接替了沈雁冰担任《小说月报》主编，鸳鸯蝴蝶派文人继续他们的“礼拜六”、“金刚钻”，两路文人道不合不相谋，各自做自己的工作。新文化人士也改变精英式的言说方式，倡导文学的大众化和老少咸宜的幽默小品。上海新文化展开，一方面固然延续着北京《新青年》群体那种凌厉的论战方式，但另一方面，上海的文化空间中似乎市场调节的气氛更浓。无形的思想价值竞争，在市场空间，变得具体而感性。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思想，迟早将淡出上海的文化空间。
为什么南北五四新文化运动会有这些差异呢？社会身份有时可以见出这种差异的缘由。像北京的新文化人士，主要是政府职员和政府属下大学机构中的人员。而当时上海最为活跃的新文化人士如沈雁冰、郑振铎等人，是书局的雇员。在文化市场较为活跃的现代都市里，假如他们的思想和文化创造真有价值的话，图书公司是愿意支持他们的。毕竟市场空间的占有，带来的不仅是社会声誉，还有巨大的商业利润。马克斯·韦伯在论述现代城市性格时，强调现代城市是一种生产型社会。所谓生产型社会，不仅仅是指物质财富上的增长特征，应该还包括思想文化产品在内的文化生产。像五四期间上海的泰东书局对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同仁的支持，说到底是商业优先原则在起作用。只不过泰东书局作为一家小书局表现得过于急功近利。新文学风潮一过，新文学家作品销量稍跌，便马上停止出版期刊。而商务印书馆以长远的文化发展眼光，认定新文化、新文学会成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所以，即便是新文学风头已过，市场行情疲软，《小说月报》等期刊征订数大幅度下跌，公司方面依然出资力挺。商务印书馆的这种文化经营举措，确保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市场优势地位。商务印书馆在整个20世纪前50年，始终站在中国现代文化探索的前列，它的周围拥有一批当时中国最顶尖的文化人才，它的出版物代表着当时中国最高水平，它在社会、文化界的影响始终不衰。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标志，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五四运动向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涌现了一大批现代的文化人才，也不仅仅提供了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生产、传播模式，而在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文化中心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文化中心基本上是以南方都市上海为核心展开的。文化人要有影响，一定要到上海来发展（恽代英当时曾说过：要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到上海去发展）。现代都市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塑造，改变原来国家一统天下的垂直式的统辖方式，在国家与文化人之间，多了一重社会的空间。商务印书馆作为民营出版企业，竟然能够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文化组织机构，其调控文化的能力，有时甚至超过了政府。这样的现代文化组织机构，大概也只有当时上海的社会空间中才可能诞生的文化奇迹。而在这种民间办文化的商务印书馆的新知识群体的努力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深厚的现代文化创造力和积极向上的探索精神。（杨扬 华东师大中
“少年中国”的理想
每到世纪之交总会催生出一些话题，1900年，正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针对欧西及日本加诸中国“老大帝国”的称呼，他表达了这样的心声，“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笔锋也带着惯常的“感情”：“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到1901年，梁又交出了《过渡时代论》，明确表示，今日中国之希望，正有待“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
世纪初滥觞的对“少年中国”的期许，到五四时期得到广泛回应。1918年初春，北京北池子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来自四川的26岁青年王光祈起草了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计划书，“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到该年6月30日，逐渐汇聚起来的一群人，在北京南郊岳云别墅举行筹备会议。七名发起人议决，以一年为筹备期，各自去寻求如何创造“少年中国”的答案。
何以“少年中国”的旗帜，具有这样的感召力？那一代青年所醉心的“少年中国”，所要表达的是什么？90年后的今天，这仍是值得思索的问题。回望“五四”，可以注意到那段时间，以“青年”，乃至“少年”命名的书籍、报刊、社团，何其多矣。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是遭逢“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准备重新出发；而与过去的告别，不只体现在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还将责任落实在“中国少年”。
“少年中国学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走进人们的视野。李大钊在《“少年中国”之“少年运动”》文章中，就说明，“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谈起这个学会的发起，王光祈说得更明确：“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固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
尽管交织着沮丧与愤懑，但“少年中国”的理想，在积极方面也传递出新一代的学术担当。1919年6月，少年中国学会曾安排章太炎发表演讲，演讲中章对青少年提出了一些告诫，而胡适讲《中国少年之精神》，即指出章所说的太过消极。他极富深意地用英语诵读了《伊利亚特》中的诗句——“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胡适刻意区分“我们”和“你们”，并向老一辈学者宣示“我们回来了”，心里的动机不难揣度，显示出新崛起的一代，凭靠掌握的新知，更有信心创出一个新的中国。
“少年中国学会”最初所确立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少年中国》月刊之创刊宣言，又将此表达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王光祈在《“少年中国”之创造》文中，还具体阐明：“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等——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由此亦可看出，“少年中国”之创造，实际上是将晚清以降逐渐在读书人中浮现的“学战”意识进一步具体化，致力于在知识上、学术上进行努力。《少年中国》月刊所出的专号，所集中讨论的即是当时认为最为急迫的问题，“妇女号”、“宗教问题号”等之外，在得到爱因斯坦首肯后，还出了“相对论专号”。一向努力提升中国学术品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由此看到了希望：“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或许，这也是“少年中国”理想，历经百年之后，仍然值得珍视的一点。
这样的努力方向，也暂时化解了会员之间在主义上的“极不一致”。并非“主义”不重要，而是“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各种主义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预备工夫不可”。可以说，“少年中国”能汇聚青年走在一起，端赖于这样的理想主义。李大钊也看到了这一点：“‘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可是，“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
然而，问题的复杂却在于，如同宣示“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不免走上“歧路”；他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更表明“主义”之不可回避。围绕要不要“主义”，“少年中国学会”的几个分会之间，也产生着差异。吴俊升曾担任1925年学会最后一次南京年会的主席，后来即感叹说：“‘少中’原为一偏重友谊与学术的团体，但因为时代政治的冲击而致解体。”说来也难怪，面对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以及学生运动的冲击，思想界已不免“分裂”，一个学会自然也难以侧身于外。
从这个学会，除走出的一群共产党人，也造就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主义派”。对少年中国学会贡献最多的王光祈，倒是走向了“成仁”之路。他颇为坚守这样的信念：“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虚想。”少年中国学会解体后，1926年公布的一份关于学会未来走向的调查表中，在“事业”一栏，他所填写的内容是：“毫无！至于团体关系，亦只有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后来在音乐的世界里，王光祈找到了新的安顿。如今，他也作为著名音乐人为人们所纪念，位于四川音乐学院的王光祈纪念碑亭，书写着这样的楹联：“革命先驱，少年中国；蜚声寰宇，音乐名家。”（章清 复旦大学
理性社会的文化起点
90年前的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位“先生”恰恰是传统中国最为稀缺的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传统中国政治形态的构建与运行不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教诲，而现代西方世界的崛起，恰恰是与这两位“先生”的出场联系在一起的。周策纵教授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认为，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人权和民族独立观念的迅速觉醒。它通过使民众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团结而加速中国依循“民族国家”制度形态来达到统一。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是新国家的建构。这一新国家又是与民众的积极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理性的民众，就没有理性的国家。五四运动的真义就在于此。由此，也使得五四运动与以往任何一场政权转移和上层变革区别开来。
法国著名学者基佐曾言，现代国家的形成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政府建构社会，二是社会建构政府。中国历史的变迁显然是过分依赖于政府对社会的建构，社会构建政府的理性力量在五四运动之前，从来没有真正显现出来。社会构建政府的力量来自它自身的生长及其成熟的品格。支撑理性化社会生长与崛起的基础乃是取决于现代知识为社会共享和消化的程度。与其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从西化到现代化的转折，还不如说是从政权变革到知识革命的转折。这可以从科学在中国的命运和地位中得到证明。
在五四运动之前，科学实际上是作为格致之学而存在的，它是克服政治危机的技艺资源，这是一种实用化的政治努力。也就是说，在中西两个世界最初相遇的时候，中国人关注的实用化的技术知识，而不是能够展现客观真理的科学知识。当然，被传统文字知识遮蔽的技术世界，能够作为一种传统政治形态的补救力量而呈现出来，已经证明支撑中国政治形态的知识类型出现了历史性的更新。我们知道，尽管技术在古代一直存在，甚至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迄至14世纪，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她已到达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大门。但是，技术知识因为不能展现生命的德性意义，从而被人们所鄙视，它只能转化为与天相通的政治性技艺，成为传统合法化知识的附庸。当来自西方的强力在政权体系上强制性地打开一个缺口，并不断向帝国中心渗入的时候，部分觉醒的士大夫体悟到了传统合法化知识的致命缺陷。因为这种知识在国家间的对抗中，无法为国家提供任何保护力量。于是企图通过接纳技术知识以修补传统政治形态的实用化努力便应运而生，这时的技术知识已经不是论证合法化知识的政治技艺了，它越来越成为一种支撑传统政治的中坚力量。它意外地为后世现代科学知识的萌生和传播打开了一个缺口。
五四运动之后，科学逐渐脱离实用化的窠臼和束缚，开始转化为构建新民族、新国家的知识资源。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知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科学是与大众的认识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这与试图依靠技艺知识克服政治危机的实用化能力相比，已经远远超出了古人所能达到的知识极限。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五四运动对民主进行了一种科学化、知识化的处理，民主信念与支撑民主的能力和知识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一现代处理运动中，我们看到了“知识平民化”这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知识平民化就是对民主进行科学化处理的社会产物，民主信念的张扬以及对民主的科学化审视，使得知识开始转化为大众共享的资源。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的起点。只不过这一起点并不是很牢固，它面临着被政权变革所淹没的危险。对这一起点的不断追忆，仍然是中国未来发展绕不过的一道坎。
五四运动的目的在于通过知识世界的构建推动社会的生长，显然这不仅仅是一次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情感的示威运动。这可从《新青年》杂志所推行的文字革命中得到证明。我们知道，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第2期起改名为《新青年》）是现代中国富有象征性的一个刊物。在这一刊物上，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揭开了通过文字革命造就新知识世界的序幕。在传统中国，文字和典籍是政治权力的象征，社会分层的标准不是存在于现实的物质世界之中，而是存在于文字世界之中。统治者力图把对文字知识的解释固定于国家权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古代统治阶级乃是
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看到的是新知识阶层的崛起，看到的是知识向社会渗透的现代潮流。知识不是被封闭在书院和书斋中的自我消遣品，更不是封闭在学校中的奢侈品，而是大众获取解放的力量和资本。我所理解的“五四”，是为国人展现新的知识世界的“五四”，是推动知识类型更新和知识世界革命的“五四”，是孕育独立的知识阶层的“五四”，更是通过知识化途径重新建构社会的“五四”。尽管“五四”的这些努力是不彻底的，甚至还是极端的，但它开启的凭借知识资源建构理性社会和成熟社会的努力，却是所有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的。没有成熟的社会，就不会孕育出成熟的国家。这或许是90年之后，我们重新思考“五四”所不应忘却的。（刘建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高瑞泉：今天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定要有文化的自觉，这种自觉既包括对传统的连续性的尊敬，也包括对非连续性的肯定。
章清：何以“少年中国”的旗帜，具有这样的感召力？那一代青年所醉心的“少年中国”，所要表达的是什么？90年后的今天，这仍是值得思索的问题。这是遭逢“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准备重新出发；而与过去的告别，不只体现在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还将责任落实在“中国少年”。
杨扬：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标志，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五四运动向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涌现了一大批现代的文化人才，也不仅仅提供了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生产、传播模式，而在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文化中心的面目越来越清晰。
刘建军：与其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从西化到现代化的转折，还不如说是从政权变革到知识革命的转折。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看到的是新知识阶层的崛起，看到的是知识向社会渗透的现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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